历史和目前的民调都告诉我们，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众议院的控制权可能会落入共和党手中。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实际的治理将陷入停滞。从司法部到亨特·拜登再到边境危机，将会有一系列的调查。1月6日的委员会几乎肯定会解散。想象拜登总统将被弹劾并非不可思议。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当然，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促成因素无疑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治以牺牲主流为代价，越来越多地赋予极端政党权力。
美国政党用来选择候选人的初选制度极不寻常;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制度。初选确保被选中的候选人是由少数政党选出的——大约占所有合格选民的20%。这种选择一点也不具有代表性——这些都是最激烈、最激动的活动人士，他们的观点往往比普通的共和党或民主党注册人士极端得多。再加上这几十年复杂的、计算机支持的选区划分，你会看到极端的候选人在安全的选区竞选，而对他们唯一的威胁是一个更极端的初选候选人。
《华盛顿邮报》分析了竞选参议院、众议院和某些州公职的共和党人，发现大多数人可以被归类为“选举否认者”——那些以某种方式质疑、挑战或拒绝接受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人。在这291名候选人中，171人在共和党的安全选区竞选。因此，一开始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崇、但(最初)遭到多数共和党领袖拒绝的边缘理论，现在已成为共和党的主流观点。
在美国，否认选举并非多数人的观点。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7%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不太可能投票给一个声称特朗普赢得2020年大选的人，而只有21%的人表示，他们更可能支持一个否认选举的人。但在初选和不公正划分选区之间，多数意见被淹没了。迎合右翼基础意味着不断提升言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拜登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民主党人是支持犯罪的。“民主党人想让共和党人死，”玛乔丽·泰勒·格林说，“他们已经开始杀人了。”
在初选时代之前的美国和大多数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使用的另一种候选人选择制度，通常被称为“充满烟雾的房间”(在我们知道吸烟会致人死亡之前，这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描述)。在这种体制下，候选人是由党内大佬选出的。但想想传统上这些“老板”都是些什么人:市议员、市长、州长和立法者。这些人是通过吸引全体选民赢得大选的人，这些人对更广泛的公众有感觉。(没有一群党内元老会选择赫歇尔·沃克这样的候选人。)相比之下，初选将候选人的选择委托给党内最激进的派别。社交媒体放大了党内最吵闹和最愤怒的声音，为这场大火火上浇油，而这些人本身是一个比初选选民更小的群体。
虽然共和党方面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但这些压力也影响到了民主党。拜登在许多问题上的行动受到限制，特别是移民和能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党内激进分子基础比主流人士观点更为极端的问题。就像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候选人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最近几个月在水力压裂法问题上所做的那样，在当今世界，转向中间立场越来越困难，因为你可以立即轻松播放某个政客改变主意前的老片段。
在《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斯•费舍尔(Max Fisher)描述了英国政治最近的失灵是如何归因于两个主要政党在过去20年里选择采用更多的初选式制度来选举领导人的。工党最终选出了一个像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这样无法当选的极左领袖，拒绝了像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这样有魅力的温和派。最近保守党的阵痛完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利兹·特拉斯(Liz Truss)的撒切尔主义完全不切实际，在当选议员(政党“老板”的旧制度)的投票中几乎总是排在第三位。但她是保守党成员的宠儿——保守党成员极不具有英国公众的代表性——他们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人。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德国和法国都主要由坚定的中间派领导，这并非偶然。他们选择坚持以多数决定原则为基础的旧的民主制度。在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英国也是如此，民主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统治，掌权的少数人没有代表性，他们愤怒且越来越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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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美国如今是精英的统治》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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